据详细统计，这批文物完整器约约155，685 件，可修复器约76，987件, 瓷片约262，999片。包括521种，主要器类有：
- 各种越窑瓷碗（晚唐或五代或宋代早期）；
- 各种越窑瓷盘和瓷碟（同上）；
- 各种白瓷（碗、盘或大瓶）（同上）；
- 瓷枕（同上）；
- 各种罐、盆等瓷器（同上）；
- 各种带盖瓷盒（同上）；
- 各种广口瓷罐（同上）；
- 各种玻璃瓶和玻璃材料（可能来自中东）；
- 各种佛教饰件（可能来自印度）；
- 各种锡质刀具、棱锥等（可能来自马来群岛）；
- 一对金匕首（可能来自中东）；
- 各种穆斯林器物（密封的、器形等）；
- 大量未加工的青金石（可能来自阿富汗）；
- 大量红宝石、蓝宝石、珊瑚珠、红石等（可能来自印度）；
- 各种青铜器（可能来自中国）；
- 象牙、象牙制品等；
- 其他物品等等。
（详见《井里汶海底十世纪沉船打捞纪实》，《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井里汶沉船龙骨长24米，船身长30米，宽112米，是黑石号沉船的两杯有余。造船专家根据尺寸数据及船身配有两个狭长的帆推测，井里汶或许是一艘穿梭于印尼岛屿之间的接驳船，换句话说，是在海上集散货物的移动平台。
“戊辰徐記烧”纪年铭文
关于沉船年代，出水文物提供了相关的信息。虽然这艘沉船精确的沉船时间目前尚不清楚，不过大量的越窑青瓷器中有一件刻花莲瓣碗，足底刻“戊辰徐记造”，结合沉船出水的大量“乾亨通宝”钱，此“戊辰”干支纪年对应的应是公元968年。这艘沉船不会早于10世纪60年代，大体应是10世纪后半相当于五代十国南汉时期的船。为北宋早期历史、文化及对外交往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弥补了此前发现的缺失。
对于这艘沉船，大家最关心的应是那数十万件瓷器，大量中国外销瓷器的发现，不仅描绘了一幅10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壮阔景象，结合9世纪黑石号沉船的考古发现，我们更可知中国瓷器早在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已经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井里汶出水越窑瓷器 引自秦大树：《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
在黑石号出水数量众多的瓷器中，越窑青瓷占有绝对的核心地位，这与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以长沙窑为主的情况大不相同。秦大树教授曾在文章中指出，从目前发现的几艘9~10世纪的沉船出水器物看，长沙窑瓷器的大量外销时期主要在9世纪，10世纪时迅速退出外销舞台，而越窑青瓷则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销产品。尽管二者输出的时间大体相同，但有一个主角嬗变的过程。
沉船出水越窑青釉八棱执壶
沉船出水越窑青釉酒榼
积淀了千年的越窑青瓷，从晚唐起进入了辉煌时期。从法门寺地宫、吴越国钱氏墓葬、元德李皇后陵，到近年发现的辽代贵妃墓、公主墓等，我们可以看到越窑青瓷的至精至美，正所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今夏在故宫举办的“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览提供了一个契机，让观众一饱眼福。
故宫博物院 “秘色重光”展览
数量方面，我们从文献中动不动就能看到吴越国进行瓷器的事例，仅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就进“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事”，而这些还都是甄选的越窑瓷器。窑址方面，上林湖地区的青瓷生产在晚唐以后规模日渐扩大，不仅窑场数量日益增多，而且产品种类丰富，后司岙秘色瓷窑址更评委2017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去考察井里汶沉船出水的大量精美越窑青瓷，就不会感到过度的意外。比黑石号年代稍早的印坦沉船，出水了49万多件片器物，其中中国瓷器占了75%，而绝大部分也是越窑青瓷。由此可见，10世纪的确是以越窑青瓷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高峰。
沉船出水越窑青瓷与窑址出土物 引自沈岳明：《越窑的发展及井里汶沉船的越窑瓷器》
在井里汶出水的数量众多越窑瓷器中，除了常见的碗、盘类器物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器物。如几件划花龙纹的大盘，与元德李皇后陵发现的同类器几乎完全相同。而沉船出水的牙盘与李皇后陵出土的也十分相似。此外，沉船中还出水了一些普通遗址中比较少见的羯形酒船和龟榼等器物。再加上，被确定为供御的定窑瓷器，器物的种类上具有较高的等级。有学者指出，10世纪后半叶的越窑外销瓷器中，经常是选择质量最好的、最高档的。此外，越州的瓷窑务既大量生产外贸瓷器, 也承接为宫廷的烧制瓷器。（详见：秦大树：《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谈井里汶出水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井里汶沉船除了大量的越窑青瓷，还有安徽繁昌窑、河南中西部地区窑场和定窑等的白瓷产品及其它少数窑口的器物。丰富了我们对于早期外销瓷产品种类方面的认识。
沉船出水白瓷
除了瓷器，井里汶沉船还出水了不少有意思的器物，如玻璃器、铜镜、锡杖、三钻柞等。关于玻璃器和铜镜，齐东方教授曾写过专文进行探讨。文章指出，沉船发现的大量玻璃器皿，造型竟然与内蒙古辽陈国公主墓、河北定州宋代静志寺塔基地宫、安徽无为县北宋塔基、浙江瑞安县北宋慧光塔基出土的器物如出一辙，这与以往认为这些外国玻璃可能来自海路的观点不谋而合。
沉船出水玻璃器与国内考古发现 引自齐东方：《玻璃料与八卦镜——井里汶沉船文物札记》
沉船出水金器与钱币
沉船出水刻阿拉伯铭文的珠子
关于沉船出水铜镜，如葡萄镜、团花镜、双鸾衔绶镜，特别是一枚带铭文的八卦镜，它们流行的时间应早于沉船的年代，那么又为何会在其中呢？第一, 五代时期仍然生产中晚唐的镜类, 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尚不能完全证明的问题，沉船出水铜镜带来了新的启示。第二，这些属于过时不再制作的铜镜，由于较为精良，还在市面上流通。 第三，是作为特殊的器物而使用。关于特殊器用，文章指出，沉船中的八卦镜，与以上列举的铜镜属于同类，不是通常照人之用，似乎可以推测是作法事之用的道教镜。广泛用在预示凶吉、避邪免灾等活动中。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专门进行道家法事活动或用于葬仪之中的镜为什么会输出呢？是宗教的外传，还是船员的用物？
沉船出水铜镜与国内考古发现 引自齐东方：《玻璃料与八卦镜——井里汶沉船文物札记》
除了大量中国器物，沉船还发现了不少典型外域器物。相较于这艘沉船传递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等方面信息，我们目前所知仍旧太少，大量的谜题等着各方专家去揭开。在这里，我们盼望打捞上来的众多器物早日整理完毕，发表详实的报告。再次重复前面提到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精神，这批文物最好的命运应是为科研工作所用，并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发挥它们最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