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 青花缠枝花卉八方烛台一对
高度：29 cm（每件）
口沿直径：8.5 cm
器底直径：24 cm
来源：
- 美国伊利诺斯州奥客帕克理查德·利文斯顿（1910-1988）及简·利文斯顿（婚前姓斯坦菲尔德，1912-1993）旧藏，购于1930年代
- 利文斯顿之女安·弗洛伦斯·利文斯顿（婚后姓托马斯），约1961年继承
- 美国私人收藏，1981年购于安·弗洛伦斯·利文斯顿
估价：HK$15,000,000 - 25,000,000
理查德及简·利文斯顿一家，摄于1930年代早期
现藏家的朋友玛丽琳及嘉丽·贝尔于前者家中，摄于1980年代早期
烛台八方形，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烛插，中层为支柱，下层为台座，平底中空，烛插和台座均为束腰八方形，连柱圆柱形，形如酒盅倒扣。通体青花纹饰。柱插由上至下分别绘蕉叶纹、回纹、莲瓣纹。连柱饰锦纹及缠枝莲花纹一周。台座面饰海水纹以及莲瓣纹一周，外壁八面绘八组各式缠枝花卉纹。足内饰白釉，白釉泛青。底心无釉。
此青花八方烛台为明永乐官窑之惊绝珍品，是目前所知在私人收藏中唯一一对完整的传世品。查阅公立或私立机构收藏，目前所见有以下数例：其中三例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录于耿宝昌编，《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上册》，北京，2003年，编号30及31；第三例较小，高27.8公分，见故宫博物院及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北京2015年，编号111。第四例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著录于《广东省博物馆藏瓷选》，北京，1992年，图110；第五例收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著录于《染付 世界に花咲く青のうつわ》，大阪，2019年，页1及封面。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过相同器形的永乐甜白八方烛台，但尚未见有类似的永乐青花八方烛台出土，见《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北京，2015年，图版113。
清宫旧藏明永乐青花缠枝花卉八方烛台两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烛台独特的样式源于伊斯兰十三至十四世纪早期伊尔汗国供皇室贵胄所使用的金属器皿，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一件十四世纪前半叶的铜错金银九方烛台（博物馆编号91.1.580），以及另一件苏富比伦敦曾售出的约1275年摩苏尔地区造铜错银九方烛台，2021年10月27日，拍品编号170。
明代早期御窑中，除八方烛台之外，还出现许多仿伊斯兰金属器造型的瓷器。景德镇御器厂当时可能为了适应永乐、宣德皇帝好慕国外新异的爱好而做出了创新。宣德以后，明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直到清代早期才因帝王追求慕古之风而再出现仿伊斯兰器形的官窑瓷器，但八方烛台则不见复烧，可见其烧造难度及珍贵。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一件十四世纪前半叶的铜错金银九方烛台（博物馆编号91.1.580）
八方烛台是明早期御窑青花瓷器中的一类重器，始见于永乐时期，宣德时期亦有少量烧制，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出土青花八方烛台在折肩处带有明确的「大明宣德年制」纪年款，但其造型加强了对折角细节的处理，为边饰增加了空间，见《明代宣德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北京，2015年，图版84。传世品中目前尚未见明确宣德年款的八方烛台。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青花八方烛台，其造型和纹饰更接近北京故宫博物院及日本出光美术馆藏永乐八方烛台，唯馆方定时代为宣德，见《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窑瓷器》，上海，2007年，图版3-24及3-25，在2015年大英博物馆《明：盛世皇朝50年》展览中已经改定为明永乐，见前引《明：盛世皇朝50年》，页94，图79左。
中国嘉德曾售出一例明宣德青花折枝花卉八方烛台，其纹饰及器型更接近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出土的明宣德青花八方烛台，2011年5月22日，拍品编号3456。
与宣德时期的青花八方烛台相比，永乐时期的作品在纹饰上有诸多不同。其中最明显的不同点在烛插口沿外侧的纹饰，永乐时期为蕉叶纹，而宣德时期亦如意云头纹取而代之。其次，永乐时期烛台颈部的方格锦地纹在宣德时期被缠枝莲纹取代、台座的莲瓣纹被缠枝花卉纹取代。另外，永乐时期作品的台座肩部及底部的斜壁上也不见装饰，而宣德时期则出现锯齿形几何纹。同类的变化，也出现在其他永宣时期同器型的器物上如抱月瓶和花浇等。
清乾隆 御制诗洋彩冬青地四团山水象耳海棠罇
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
高度：35.5 cm
来源：欧洲私人收藏
估价：HK$6,000,000 - 8,000,000
壶身成海棠形，圆唇，口外侈，束颈，两侧饰象耳铺首，圆鼓腹略下垂，圈足外撇，口沿、象耳，足圈，开光边线施金彩，颈部胎体阳刻仰面如意蕉叶纹一周，其下饰鼓钉纹一周，再下雕俯面如意蕉叶纹一周，腹部则满刻阴线云蝠纹，圈足腰身阳刻菊瓣纹一周，其下饰拐子纹一周，全身里外罩冬青釉，腹部前后左右四面海棠形开光，开光内绘洋彩春夏秋冬四景，每景以四体书乾隆御题诗一句，诗意与画意对应，前面春景题：楷书「两行烟柳春光媚，几顷澄波绿意深」钤「乾隆」、「宸翰」方印，后面夏景题：行书「颤雨芦梢才卧起，笑风莲蕚乍开齐」钤「乾隆」、「宸翰」方印，左面秋景题：隶书「半夜飘金籁，千林翦绛霞」钤「乾隆宸翰」、「惟精惟一」方印，右面冬景题：篆书「平池铺玉镜，晴雪晃金钱」钤「乾隆宸翰」、「惟精惟一」方印。
四诗皆为乾隆青宫时期作品，收录于《乐善堂全集》及《乐善堂全集定本》：
「两行烟柳春光媚，几顷澄波绿意深」见《帝景杂咏》
- 《乐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卷36，页2
- 《乐善堂全集定本》，乾隆二十三年，卷27，页13；
「颤雨芦梢才卧起，笑风莲蕚乍开齐」见《雨后池塘闲步》
- 《乐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卷37，页16
- 《乐善堂全集定本》，乾隆二十三年，卷27，页2；
「半夜飘金籁，千林翦绛霞」见《看西廊红叶》
- 《乐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卷38，页21
「平池铺玉镜，晴雪晃金钱」见《冬至后一日同二十四叔父五弟逰西苑试射》
- 《乐善堂全集》，乾隆二年，卷36，页5
- 《乐善堂全集定本》，乾隆二十三年，卷27，页16
其中《看西廊红叶》在乾隆二十三年从重编文集时删去。故此罇制作时所据版本当为乾隆二年武英殿刊四十卷本《乐善堂全集》。乐善堂为乾隆为宝亲王读书处，雍正八年秋，弘历编其所作经说、史论、序跋、杂文、诗赋为《乐善堂文钞》十四卷，又称《庚戌文钞》。乾隆元年，皇帝「爰取庚戌文钞所载存十之三，续作未订入者存十之七，总为一编共若干卷」（《乐善堂全集定本》四库全书本乾隆自叙）而成《乐善堂全集》四十卷。乾隆二十三年，皇帝认为「《乐善堂集》，缘初刻所存卷帙颇繁，其中多有不甚惬心之句」（《乐善堂全集定本》上谕），故删订为《乐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
根据《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清档》）记录：「乾隆七年八月十一日，奉旨着......御制诗句画山水壮罐甚好，令唐英不独此壮罐款式，别样瓶亦照有诗句山水花卉烧造。」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2005年，卷11，页74。此条记载为目前文献所见最早记录乾隆帝下令大量烧造御题诗之证据，此为文献记录中瓷器题写乐善堂御制诗之上限。
《清档》记载：「乾隆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员外郎白世秀达子来说总管王常贵交御制诗四套传，㫖着赏唐英，嗣后烧造瓷器应用诗之处即用此诗拣选烧造，不必用乐善堂诗文，钦此。」见前书，卷18，页84。此处御制诗四套即乾隆十四年刊定之《御制诗初集》，由此可知题写乐善堂御制诗之下限。
综上，此罇烧造时间最迟当在乾隆十七年，上限则不易确定，如唐英七年已经有烧造御制诗句画山水壮罐，那么七年以前就有烧制御制诗瓷器亦有可能。再查《清档》有，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六日司库白世秀来说，总管刘沧州交『洋彩冬青地四团山水象耳海棠罇』一对」（《总汇》，卷15， 页85）。此件海棠罇描述皆与本件拍品相合，结合乐善堂御制诗瓷器之年代下限，那么可以确认本品在清宫的正式名称当为「洋彩冬青地四团山水象耳海棠罇」。
此罇春景一幅所题御制诗中作「波澄」，《乐善堂全集》作「澄波」，应为窑工笔误。此类笔误在御制诗瓷器中间有出现，或因窑工所据手稿传抄失真，或因窑工摹写失误。兹举北京故宫藏数例：1、清乾隆紫地粉彩开光题诗勾连文螭耳壁瓶，御题诗原为「饱餐秋卉春葩」（《御制诗二集》，卷16， 页5），瓶上题为「饱餐春卉秋葩」；2、清乾隆珐琅彩开光题诗山水图瓶，御题诗原为「问风畧先农桑候」（《御制诗二集》，卷2，页10），瓶上题为「问风畧悉农桑候」；3、清乾隆锦地粉彩开光题诗人物图葫芦瓶，御题诗原为「刘阮何能借问程」（《乐善堂全集定本》，卷30， 页6），瓶上题为「刘院何能借问程」。前二例似转写失真，后一例则是明显笔误。以上三例皆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御制诗陶瓷器》，北京，2016年，编号56、22及37。
与本件类似之清乾隆御题诗洋彩冬青地四团山水象耳海棠罇有三例，题诗皆相同，画面略有出入，三件口沿及圈足无金彩，一件藏英国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见J.Ayers着，《Far Eastern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伦敦，1980年，图版68；一件藏英国曼彻斯特美术馆，馆藏编号1947.535；一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上海，2007年，编号105。英国曼彻斯特美术馆还藏有一件类似御题诗海棠罇，画面与御题诗皆不相同，但口沿同本件拍品一样皆施金彩，馆藏编号 1947.534。另有一类洋彩冬青地四团开光象耳海棠罇，开光内绘四季花卉，其他特征则与本件类似，如英国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馆藏一件，开光绘四季花卉，口沿与足圈施金彩，馆藏编号C.1465-1910。
清乾隆 青花矾红水波云龙纹折沿大盘 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直径：47.5 cm
来源：
- David Newbigging爵士收藏；约于1960年赴华期间购藏，并于1984年春由香港带赴英国
- 伦敦邦瀚斯，2018年11月8日，拍品153
- 英国重要私人珍藏
估价：HK$6,000,000 - 8,000,000
此拍品为乾隆官窑的代表性器物，盘折沿，浅弧壁，里外壁青花绘祥云、内底矾红绘一正面五爪海水龙升于蓝地白花海水上、内、外壁分别绘四条形态各异，或回首，或前行三爪行龙以组成「九龙图」，龙爪有三爪、五爪之别，龙尾有花尾、尖尾之别。明、清官窑瓷上，龙纹的正规式样为五爪，尖尾状，取奔腾向前的姿态。此盘所绘龙纹，笔画严谨，其纹饰也有变化，里口沿饰海水纹边饰，圈足，盘底所罩白釉有小橘皮纹，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大盘器形规整，正面巨龙，跃现盘心，欲夺火珠，色取矾红，泳于钴青海水波涛，活灵活现。九龙图案雄伟，气势恢弘，展现了江西景德镇御窑厂在唐英等督陶官的管理下，兼顾完善生产技术及装饰仿古创新，达到在陶瓷史上的又一高峰之景。相类器常用于宫廷御宴陈设、皇室庆典或祭祀仪式，只见于雍正、乾隆两朝官窑。传世完整器不多，主要收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及日本东京梅泽纪念馆等国内外少数几家大型机构内，可参考南京博物馆一件大小接近的乾隆款青花海水红彩云龙纹盘，录于《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南京，2003年，页275；亦有一例直径相同的藏于上海博物馆，见《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清代雍正一宣统官窑瓷器》，上海，2014，图版3-5号；另有一例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载于《中国陶磁 : 出光美术馆蔵品図录》，东京，1987年，图版956号；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一例亦资参考，曾于2006年9月30日至11月26日期间在《静嘉堂藏清朝陶磁：景德镇官窑の美》展览展出，见《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东京，2006年，图版53号。
辑自《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载于张发颖编的《唐英督陶文档》（北京，2009年，页148）：于乾隆三年（1738）六月二十五日条下记，一件宣窑红龙青云海水大盘被呈现于乾隆帝眼前，这批器物是根据降旨交办的「内廷恭造式样」图样来造，而「宣窑」和「嘉窑」等词在清档中也泛指摹古的器物，推论这里指的不是宣德款的红龙青云海水大盘，而是一件带有宣德朝风格的清朝烧造器。从两朝同款大盘的相似程度来看，想必是先有一张根据雍正款设计的图样发到唐英手上，然后「再创造」一件带有参考雍正改造及宣德纹饰风格的乾隆款青花矾红水波云龙纹折沿大盘出来。同款的雍正及乾隆朝大盘乍看似乎大小、形制、纹样完全一样，细看却能发现乾隆款盘上的云龙纹更加规整，内壁的四条行龙也较雍正款的逆时针旋转四十五度。
器形较大的折沿盘如本拍品上的设计最初出现在清雍正年间，以摹古的趣味从明朝的瓷器中汲取灵感，参考一件直径较小的宣德款青花闹潮龙纹窝盘中绘有五爪侧面龙，见《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台北，1998年，图版87号。雍正帝对瓷器生产设计常常事无大小皆亲自审阅，他亦会下交文物给督陶官，命其照样画样，而后经过与造办处「呈核再做」相近的程序。令御窑厂的出品很大程度糅合了其个人审美，如追求正统传承，典雅细致以及受东洋日本及西洋欧洲影响等充分地反映出皇帝的艺术品位。比如工匠没有把宣德朝体型较小盘子上的设计直接搬到大盘上，由此拍品可见纹样、用色上的变化，整体和谐有致，匠心独运，如五爪侧面龙被正面龙代替，龙身亦没有和海水纹重叠，矾红的使用加上精细描绘的龙纹更加强了象征皇权器物的印象。博物馆藏的例子有一清宫旧藏雍正款青花红彩云龙纹盘，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下》，香港，2000年，图版223号；上海博物馆另藏一件可资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清代雍正一宣统官窑瓷器》，上海，2014，图版3-23号。另参看康蕊君所编，《玫茵堂中国陶瓷》卷四，伦敦，2010年，编号1723；日本Umezawa Gallery旧藏一例雍正款青花红彩云龙纹盘，录于《龙泉集芳：创业七十周年记念》，茧山龙泉堂，东京，1976年，卷1，图版1055号。
明嘉靖 剔彩万寿云凤纹圆盒
「大明嘉靖年制」楷书填金刻款
直径：44.8 cm
估价：HK$2,500,000 - 3,500,000
盖盒呈圆形，平顶，圈足，通体剔彩有红、绿二色。盖面中央雕一株老松，自太湖石中拔地而起，枝干弯曲缠绕成硕大的「寿」字，松树正上方置一「万」字，空白处满布如意云纹，呈壬字形，左右两边树上寿桃累累，枝叶茂盛，共结八果，桃树下方饰牡丹、灵芝，各种纹饰都寓意长寿，富贵吉祥。盖外围饰凤纹及鹤纹，飞于如意云纹间，口沿雕缠枝花卉纹，盒身亦同作凤鹤纹，盒底扫黑漆，中间刻填金六字楷书「大明嘉靖年制」直款。
此盒尺寸硕大，甚为罕见。明代嘉靖时期雕漆图案常以烟雾、云气、竹木或松树等自然元素，缠绕转化成九迭蜿蜒的「寿」字或其他寓意吉祥的字眼，别具特色。可参考一件清宫旧藏、尺寸较小的剔红松竹梅圆盒，岁寒三友依石攀绕而上，至顶端盘结成福、禄、寿三字，其寿字同样由枝干弯曲缠绕而成与本盒可资比较，出版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元明漆器》，香港，2006年，页188，图版146；另参考一件尺寸较小的明嘉靖剔红盖盒，盖面同有松树盘缠成的「寿」字，但无「万」字，装饰手法与本盒类同，见同上，页151，图版112。如此独特的图案也能见于同朝的青花、五彩瓷器，但吉祥字眼会有所不同，见香港天民楼藏明嘉靖青花福寿康宁大碗，见《天民楼青花瓷特展》，鸿禧美术馆，台北，1992年，页148，图57。
嘉靖皇帝尊崇道教，信奉炼丹术，渴求长生之道，因此在位年间的宫廷艺术多与道教及长寿主题相关。这类带有长寿寓意的漆盒常见于清宫旧藏，可参考一件明嘉靖剔红云鹤纹盖盒，刻「大明嘉靖年制」款，盒面饰仙鹤六只，象征六合同春和长寿，载于《Kangxi, Empereur de Chine: 1662-1722: La Cité Interdite à Versailles》，巴黎，2004年，图版149。另见一件相关明嘉靖剔红云龙寿字纹盖盒，刻「大明嘉靖年制」款，出版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元明漆器》，香港，2006年，页175，图版133。
明代雕漆承传元代的装饰手法，在景物的背景上刻细致的几何锦地纹，以示天、水、地三个不同的空间，而本盒的地纹独特一格，与一般常见的明代雕漆不同，罕有地阴刻如意云纹，图案背景俨如道家仙境，契合嘉靖帝的宗教喜好。可参考一件曾于香港艺术馆展出的明嘉靖剔彩海屋添寿盖盒，刻「大明嘉靖年制」款，饰一对仙鹤在屋顶上盘飞，其如意纹地跟本盒如出一辙，著录于《聚道传承——敏求精舍六十周年》，香港，2020年，图169。
清乾隆 掐丝珐琅仿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天球瓶
高度：46 cm
来源：法国私人旧藏，2009年前
估价：HK$1,800,000 - 2,000,000
颈直口，长颈微束，宽肩鼓腹，圆唇，圈足，口沿、足底鎏金。通体掐丝细致，此器风格源自瓷器雏本仿青花釉里红纹饰，比较一例清宫旧藏雍正六字篆书款青花釉里红海水龙纹天球瓶，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下》，北京，2003年，页216，图版197。而构图主题灵感则与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南宋画家陈容的《九龙图卷》有异曲同工之妙，颈及腹满绘三爪巨龙腾云，气势磅礡，近足处绘海水纹。
此类天球瓶风格延续到乾隆时期，参考另一件较小的清宫旧藏乾隆六字篆书款青花釉里红海水龙纹天球瓶，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下》，北京，2003年，页230，图版210。
另有一件清宫旧藏清中期掐丝珐琅云龙纹天球瓶可资比较，见《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3 清掐丝珐琅》，北京，2011年，页137，图版102。
香港苏富比2017年10月2日曾售出一件清雍正掐丝珐琅仿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天球瓶亦资参考，拍品102号。
奉文堂珍藏中国早期漆器
西汉 彩绘贴金走兽卷云纹漆奁
宽度：11.8 cm
展览：香港艺术馆，《聚道传承—敏求精舍六十周年》，2020年12月18日至2021年4月28日
出版及著录：敏求精舍及香港艺术馆，《聚道传承—敏求精舍六十周年》，香港，2020年，图版160，页329。
本拍品不设底价
夹纻胎，漆奁盖顶上拱，外露类似麻布网状织物，盖顶上原有柿蒂形饰已失去，遗痕可与安徽天长汉墓出土一件彩绘嵌银箔走兽纹漆奁作对比，见《中国美术全集 卷8—漆器》，石家庄，1998年，图版13，页18。外嵌银环三匝，盖壁及奁壁皆镶银箍，朱绘云纹，中嵌金箔走兽动物纹，为当时精制。
战国 彩绘木雕蟠螭漆盖卮
高度：20.5 cm
展览：香港艺术馆，《聚道传承—敏求精舍六十周年》，2020年12月18日至2021年4月28日
出版及著录：敏求精舍及香港艺术馆，《聚道传承—敏求精舍六十周年》，香港，2020年，图版159，页328。
本拍品不设底价
群螭交互蟠结，繁而不乱。盖上八螭，四条红螭头向盖顶正中，四条黄螭头向盖沿四周。卮身蟠螭十二条，亦盘身交错。整器黑地上以朱黄两色绘条带纹，饰有蟠绕虬曲的二十条螭，造型生动，刻画细致，为一件经过巧思设计的精品，盒内素髹红漆。
楚墓采用白膏泥密封木结构墓室的方法，对保存漆器极为有利。比较一件发掘自湖北江陵楚墓群的彩绘木雕蟠螭漆盖卮，见《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河北，1998年，页84，图17。
西汉 锥画云虡纹漆奁
高度：9 cm
本拍品不設底價
盒呈圆形，平顶，三环弧壁，直口。盒盖开光及四周以云虡纹装饰，锥画各种仙人灵兽穿梭云气之间。弧壁上亦雕有三环连续几何纹。汉代流行云虡纹，却仅限于贵族使用。可参考一例西汉文帝时期锥画狩猎纹漆奁，见《中国漆器全集3—汉》，福建，1997年，页48，图七六。
游于艺—中国游乐雅翫艺术暨Brian Harkins珍藏历代投壶
论语中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教化之外，游乐身心也是君子养成之必要，于是便有了游乐的器具、玩法，久之，便发展出艺术来。游戏并非少儿专有，成年的游戏更讲究技巧和规矩，儒家时代的中国，游戏之中也发展出「道」来，总是不离至圣先师的教诲。
游于艺专场呈现英国Brian Harkins先生集腋成裘三十余年所得之三十五件铜投壶，时间从宋代跨越至清代，乃公私机构第一次集中展现这门几乎被遗忘的游戏艺术。这一批投壶，也是宋代以来中国青铜制作工艺巅峰之作，是研究中古铜器重要的素材。投壶之艺始于东周，见于《礼记·投壶》；盛于唐宋，宋代司马光《投壶新格》加以规范；传至明清，汪褆着《投壶仪节》加以总结，可谓流传有序，根基深厚。
投壶之外，本场亦有一件明代嘉万时期之缂丝百子图挂帐，可谓中国儿童游戏画面之集大成者。缂丝之艺发轫于宋代，成熟于明代，能将纤毫笔触以通经断纬之法在同一平面织成，此技易学难精，作品不易保存。其他则有竹雕数件，展现文人雅士游玩画面。中国游乐艺术博大精深，本场可管窥一斑。
明 铜童子胡人投壶
高度：55.3 cm
重量：14.3 kg
来源：
- 伦敦佳士得南肯辛顿，1987年10月22日
- 布莱恩·哈金斯珍藏
估价：HK$500,000 - 800,000
壶十耳，长颈，口沿錾刻一周几何纹，并铸四个婴孩各捧一个中空鼓形耳，耳浮雕仰俯莲办纹，颈部正中横穿一孔，此耳两端之下分别由二童子叉腰顶起，颈部地子錾刻方形锦地，其上且浮铸瓶花、元宝、如意云头等吉祥纹饰，肩部铸四童子席地而坐，扭头相望，壶身作宝瓶状，地子錾刻方格锦地与颈同，上以浅铸八宝纹饰，壶身腰部起莲台，莲台上坐六童子，各持乐器，身着锦绣背心，莲台之下束腰，下承须弥台座，腰间前后铸胡人捧鼓形耳各一，须弥座两侧亦铸胡人捧鼓穿孔各一，座身錾刻花纹锦地，圈足外撇，足圈外壁錾刻几何锦地。
此壶用铜精实，颇为沉重。其立体铸造加之錾刻地子，为典型明代中期以来流行风格。成化以降，百子图为宫廷流行纹样，或因成化帝幼年登极，与宠妃万氏所生长子夭折之后多年无子，祈求多子所致。百子图发轫于两宋，然后流行于明代皇室，清代朱彝尊有证：「百子图者，龙纹五彩者，皆昔日皇居帝室所尚也。」见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1919年，卷10，页7。
汪禔于《投壶仪节》中讲解「投壶制法」道「近世有好事者又有秋千壶之制，又有丈二壶之制，或二耳，或四耳」，汪为明嘉靖时人，由此可推断多于两耳之投壶，亦是在嘉靖前后出现。
细查此壶童子造像及其衣衫风格，乃至铜质，皆与香港邦瀚斯2021年12月2日售出一件十六世纪铜百子图方炉颇似，拍品编号92。香港闲趣轩藏一件明代青铜高浮雕云海螭龙胡人抱铃投壶，其錾刻地子及高浮雕铸造风格与本件同出一辙，见《日升月腾：从敏求精舍看明代》，香港，2015年，编号241，页318。又可比较英国大英博物馆藏一件十三/十四世纪铜胡人投壶，馆藏编号1993,1028.1。
十四/十五世纪 铜錾刻犀牛望月纹投壶
高度：42.1 cm
重量：7.2 kg
来源：
- 伦敦苏富比，1985年11月1日
- 布莱恩·哈金斯珍藏
估价：HK$150,000 - 200,000
壶口两侧铸双贯耳，壶口及贯耳錾刻浮雕缠枝番莲纹，壶颈前后各铸螭龙一尾，螭龙躬身又成一耳，龙独角，三爪，花尾，胡鳞錾刻立体，颈身上层浮雕云纹，下层浮雕山崖一周，肩部饰江水纹，鼓腹，腹部出四个云纹扉棱，两两之间錾刻海水犀牛一组，喇叭形圈足，其上饰海水江崖。
此壶纹饰全深刀錾刻而成，花纹立体深峻，线条流畅生动，有削铁如泥之功。香港闲趣轩藏一件明代青铜高浮雕云龙纹投壶，工艺及纹饰与此颇似，特别是其贯耳之莲纹及壶身錾刻之海水江崖纹，展览于香港艺术馆，见《日升月腾：从敏求精舍看明代》，香港，2015年，编号240，页316。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藏一件明代正德至万历时期铜投壶，其扉棱与本件颇似，见Philip Hu着，《Later Chinese Bronzes: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 and Robert E. Kresko Collections 》，圣路易斯，2008年，页36-41，编号5。又可参考意大利热那亚国立爱德华多·基欧索尼东方艺术博物馆所藏一件元代铜铺首长颈瓶，亦是采用深刀錾刻装饰，见D.Failla着，《Food for the Ancestors Flowers for the Gods》，热那亚，2017年，页305，图22.1。
明代犀牛形象常作独角牛身，其形象可参考伦敦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藏一件局部鎏金犀牛望月镜架，见柯玫瑰着，《Later Chinese Bronzes》，伦敦，1990年，页101；美国Robert E.Kresko藏一件明代铜犀牛望月镜架亦可参考之，见Philip Hu着，《Later Chinese Bronzes: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 and Robert E. Kresko Collections 》，圣路易斯，2008年，页70-73。
壶身所饰海水崖山在明代中早期瓷器上颇常见，可比较北京故宫藏一件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见耿宝昌编，《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北京，2003年，上册，编号25；又可比较首都博物馆藏一件明代正统至天顺时期之青花人物图罐，见《灼烁重现：15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特辑》，上海，2019年，编号229。壶颈及贯耳所饰连枝番莲纹则有永宣时期风格，可比较一件北京故宫藏明宣德青花缠枝莲纹高足杯所绘缠枝莲文，其布局、形态与本件神似，见《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下册，编号167。
宋 青铜六方童子双贯耳投壶
高度：30.3 cm
重量：3.2 kg
来源：布莱恩·哈金斯珍藏
估价：HK$150,000 - 200,000
壶颈六面，口圆唇，两侧铸六方贯耳，每边饰圆珠边线，中段每面錾刻四季花卉，下段前后铸二童子，反手环抱壶颈，童子髡首，肩披飘带，身穿短裙，壶肩浅浮雕连叶纹，扁鼓腹，左右两侧弯钩兽耳衔环，前后两侧铸蜥蜴状螭龙，圈足六面三层须弥台式，上层每面穿方孔，中层穿海棠形孔，最下一层穿如意头型孔，漫发青锈。
此壶铸造较为轻薄，青铜发色古穆，其整体形态有五代之北宋之气韵。其镂空壸门台座常见于五代北宋时期铜质佛像底座，如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出土之鎏金铜佛，其底座亦分三层，每层镂空壸门，见黎毓馨撰，《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发掘简报》，载于《文物》，2002年5月，页21，图28。壶身錾刻之花草纹亦有典型北宋风格，南京大报恩寺北宋地宫出土数件北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封藏之金银器，其上所錾刻之花草纹与本件颇似，可比较出土之鎏金银椁、金棺、鎏金小银函所錾刻之卷叶花草，分别见于黄秝人等撰，《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塔基与地宫发掘简报》，载于《文物》，2015年5月，页4-52，图22、26及29。其中，鎏金银椁所饰人物俱肩披飘带，可与本件童子参详之。
明 局部鎏金螭龙饕餮纹投壶
高度：38.6 cm
重量：3 kg
来源：
- 伦敦富艺斯，1993年12月16日
- 布莱恩·哈金斯珍藏
估价：HK$100,000 - 150,000
壶口方唇，两侧铸双贯耳，其上饰饕餮纹，壶颈铸二螭龙，螭龙头呈扇形，独角，躬身成鋬，尾分两叉，颈底部錾刻窃曲纹，肩部铸浮雕八卦纹，扁鼓腹，上出四戟，每面饰饕餮纹，以雷纹填地，束腰錾刻蕉叶纹一周，圈足微侈，壶饕餮纹、螭龙、八卦及部分圈足鎏金。
此壶铸造工艺精湛，身形端正，光彩流金。参考意大利热那亚国立爱德华多·基欧索尼东方艺术博物馆所藏一件明代铜局部鎏金投壶，颇似，见《Food for the Ancestors Flowers for the Gods》，热那亚，2017年，页240，编号11.1。
壶身所铸螭龙，头顶两块如意形腮胡，颇有南宋遗韵，可比较四川彭州出土一件南宋龙纹夹层银杯之螭龙纹，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宋韵：四川窖藏文物辑粹》，北京，2006年，页120；另可比较一副贵州出土之南宋教子升天金杯盘，其螭龙头部、身形与此件颇似，见浙江省博物馆编，《中兴纪胜: 南宋风物观止》，北京，2015年，页337。
十二至十三世紀 铜仿古窃曲纹双贯耳投壶
高度：44.4 cm
重量：4.8 kg
来源：
- 伦敦富艺斯，1993年12月16日
- 布莱恩·哈金斯珍藏
估价：HK$80,000 - 120,000
壶颈粗阔，口沿两侧铸贯耳，口沿及贯耳饰兽面纹，雷纹为地，颈分四层纹饰，第二层及底层饰仿古窃曲纹，第一层饰回纹，第三层饰菱形云雷纹，肩部靠颈处饰同样纹饰一周，扁圆鼓腹，处四戟，腹部每面饰饕餮纹，圈足束腰饰水波纹，足圈两层光素。
此壶体型敦厚庄重，纹饰取法东周铜器，尤以蟠夔纹为典型，为南宋复古仿古标志性纹饰。此类蟠夔纹取本宋代金石图录著录之周代铜器纹饰。可参考元代至大（1308-1311）年间重修之《宣和博古图录》中著录之汉三牺鼎所饰蟠夔纹，见《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卷5，页37。此书翻刻众多，类似例子亦见于明代万历年间泊如斋重修宋代《宣和博古图录》中数器之蟠夔纹，见《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万历十六年（1588），卷5，页22。
可比较浙江南宋黄石墓出土之铜钫所饰蟠夔纹，见胡译文撰，《君子之器—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仿古敦研究》，载于《艺术学研究》，2020年05期，页75，图11下。亦可参考浙江义乌出土一件南宋银樽式炉之纹饰，见浙江省博物馆编，《中兴纪胜: 南宋风物观止》，北京，2015年，页175。此类蟠夔纹一直流行至元代，如海盐镇海塔地宫出土元代铜贯耳壶，其腹部主体纹饰亦是此类蟠夔纹，见李林撰，《海盐镇海塔及出土文物》，载于《东方博物》，2009年12月，页37，图37；亦可参考英国维多利亚及亚伯特博物馆藏两件十二至十四世纪铜壶腰身所饰蟠夔纹，见苏玫瑰，《Later Chinese Bronzes》，伦敦，1990年，页46，图35、36。此类纹饰还见于意大利热那亚国立爱德华多·基欧索尼东方艺术博物馆所藏三件元代铜壶，俱饰类似饕餮纹及蟠夔纹，见《Food for the Ancestors Flowers for the Gods》，热那亚，2017年，页130、131及136，图版7.3，7.4及7.10。
此器所饰菱形云雷纹，据学者研究，有纪年的出土实物，最早为温州南宋淳熙五年（1178 年）墓葬出土的鼎式炉，可以认为是菱形云雷纹雏形，最晚则为1324年新安沉船出土器物，相关讨论参见王牧撰《中国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仿古青铜器》，载于《南方文物》 2011 年第 3 期，页147-148。
明嘉靖/万历 缂丝百子图挂帐
尺幅：173 x 154 cm
估价：HK$500,000 - 600,000
全幔以十八色丝线间以捻金及捻孔雀羽缂丝织就八十九子于花园中分群玩耍游戏，由右上之下顺时针为鼓琴听琴、对弈观局、持花捧盒、展卷赏画、蹴鞠、丝竹合奏、狩猎、放鸢、斗蟋蟀、夺帽、竞渡、点蜡、垂钓、读书、状元游街、藏猫、摔跤，画面以山石树木相区隔，园中花团锦簇，山石间有仙鹤、仙鹿，画面顶部正中描绘一轮祥云拱日，红日左下方描绘麒麟送子。
此幅帐幔尺寸巨大，八十九子服饰、表情及动作皆不同。此题材为典型百子图，所谓百子，并非一定满百之数，而言其多也。民间传说周文王生九十九子，加认养之雷震子，凑成百子之数，为古代对多子多孙之期望而已。此传说来历已不可考，而百子图纹样最早可见实物为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一件十二至十三世纪所绘百子图团扇，其画面铺排及百子所玩游戏与明清流行之百子图可谓一脉相承，相关讨论见黄小峰撰，《公主的婚礼—〈百子图〉与南宋婴戏绘画》，载于《美术观察》，2018年11、12月，页108-114及108-112。明代乃百子图流行之高峰期，上至皇室，下至民间皆以之为装饰，漆器、瓷器、织品各类材质之工艺多有所见。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一件缂丝百子图与本件极似，孩童数目八十九，游戏项目基本相同，惟童子服饰有些许出入，本件挂幔之童子有数人着八卦道道服，故为嘉靖朝作品可能性较大，北京艺术馆所藏百子图馆方定为清初，而扬之水认为是明代作品，见扬之水撰，《从孩儿诗到百子图》，北京，2014年，卷五，页38。另可参考一件类似缂丝百子图，著录于《Chinese Textile Masterpieces. Song, Yuan & Ming Dynasties》，香港，1988年，编号13。香港苏富比曾售出一件晚明缂丝百子图，画面于本件刚好左右相反，可资参考，2015年4月6日，拍品编号3117。
明万历/天启 王之臣监造御制䤹银手铳枪管
长度：38 cm
估价：HK$600,000 - 800,000
铭文： （正面）「提督军务兼管局厂都督曹」「监造都司王之臣」
（背面）「弍」「潘善在」
枪管为实心熟铁一体钻孔而成，六面圆柱体，前敛后粗，枪嘴嵌黄铜准星，中段嵌正方体照门，照门内锼孔槽一条，准星照门之间管面䤹银缠枝花卉纹，照门至铳尾表面䤹银饰梵文「嗡阿吽」三字，其上䤹银莲叶纹，其下䤹银两行字：「提督军务兼管局厂都督曹」及「监造都司王之臣」，火门为黄铜质，管背阴刻「弍」及匠人名「潘善在」四字。
枪身所䤹梵文「嗡阿吽」三字，为藏传密宗金刚总持即普贤王如来根本咒，代表佛的三密和三身，明代永宣两朝瓷器常有装饰此咒，及至晚明，万历皇帝摈弃嘉靖道教信仰，所作工艺品上又开始出现此三字明。䤹银铭文「提督军务兼管局厂都督曹」中局厂为明代内廷八局之「兵仗局」，为内廷二十四衙门之一，属于制作御用器物机构，首领为掌印太监。有明一代多有太监提督军务，如正德年间有御马监太监张忠，领钦差提督军务衔，参与平息宁王之乱，故此处铭文当指某掌管兵杖局并有提督军务之衔的曹姓太监。
「监造都司王之臣」中王之臣，陕西潼关卫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天启二年（1622年）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天启五年升兵部右侍郎，任蓟辽总督，六年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与袁崇焕共同经略辽东，后与袁不和，崇祯元年（1628年）被召回京师，后卷入魏忠贤案，去职去衔，终身不复起用。
此枪管不同于一般明清鸟铳常见之细长，粗细适中而长短更似手铳，公私收藏中皆无可参考者，可谓目前所见最早之中国手枪孤例。此手铳脱胎于长管之鸟铳。鸟铳于十五世纪早期发源于欧洲，即西方所谓火绳枪，通过陆路及海路两条途径传入中国。
陆路最早可追溯到正德年间，其时吐鲁番吞并哈密，明军驰援哈密，被吐鲁番从土耳其获取之火器击退，明人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噜蜜，此火器即是赵士祯（活跃于约1552-1611年）于《神器谱》中记载之「噜蜜铳」，本件铳管与书中所绘图样十分相近，见明代赵士祯着，《神器谱》，万历二十三年本（1598年），台湾国家图书馆藏，页11。奥斯曼土耳其与明廷有直接往来，嘉靖年间五次遣使至北京，随团以噜蜜铳护卫，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使团于以噜蜜铳协防明军，使团中军械官员朵思麻（Tosuma，1523-1606）为明廷留用，赐锦衣卫，七十四岁时将噜蜜铳制作方法传予赵士祯，赵上书朝廷量产，至天启元年（1621年）明军有装备两千噜蜜铳之记载，见明代徐光启着，《徐光启集》，上海，上册，1963年，页172。
葡萄牙鸟铳经水路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南部，时间较噜蜜铳稍晚，时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进剿盘踞宁波双屿的葡萄牙海盗，缴获葡萄牙制鸟铳，并加以改进，大规模生产装备浙军。关于明代火铳讨论，参见潘吉星着，《中国火药史》（The History of Gunpowder in China），上海，2016年，页547-562。据赵士祯记载，土耳其人之噜蜜铳火力、射程都较葡萄牙火铳优秀，且主要在北京被仿制，而葡萄牙鸟铳则主要在南方，加之王之臣一直经略北方，并无南下为官经历，故此本件手铳应当属于噜蜜铳一脉。
明代鸟铳一般装备在军队，军中是否有射击作为运动或比赛，文献阙如，然而清代乾隆以前之皇帝都有自己的鸟铳，并且留下过鸟铳狩猎之图像，如北京故宫藏《乾隆击鹿图》，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大系·清宫武备》，上海，2008年，页205。
拍卖详情
拍卖行：香港邦瀚斯
专场：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
拍卖日期：202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