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董，若果有清宫来源，或是皇帝本人收藏过，那就等于拥有铁一般的证据，代表是真品、珍器无疑。
事实真的如此吗？
今季纽约亚洲艺术周有一件青铜器，名为「周孔尊」，曾为乾隆帝收藏，收录于他下令编著的《西清古鉴》，断代为周朝器物。可是如今在佳士得拍卖，专家发现它其实只是明朝至清初时期的仿制品，意味清宫断代错了约2,000年之久。
乾隆帝以为眼前的是千年古董珍品，岂料却原来是那时的「现当代艺术」，真是「天子也有被坑时」。
Lot 636｜明/清初 十四至十八世纪早期 铜错金银龙纹壶 「周孔尊」
铭文：「大尊彝」「孔作父己」
高度：38.5 cm
来源：
- 乾隆皇帝（1711-1799）收藏，入藏于1749年以前
- Nagatani, Inc., 芝加哥, 1959年1月2日
- 史蒂芬•琼肯三世（1978年逝）珍藏
出版：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等奉敕撰，《西清古鉴》，清乾隆二十年（1755）武英殿刊本，卷8，页36
估价：US$200,000 - 300,000
拍卖行：纽约佳士得
专场：琼肯珍藏重要中国艺术
拍卖日期：2020/3/18
上图青铜器为本文主角「周孔尊」，高38.5 cm，错金银，器身以横向绳纹分开图纹层次，主要以龙纹为饰，肩部两旁有兽面铺首，颈部内刻两行铭文共七字，分别为「大尊彝」与「孔作父己」。
「彝」本有祭祀之意，后引申泛指古代青铜祭器，「大尊彝」就是这个青铜器的名字。据学者研究，「父己」指父辈「己」这位人物，故「孔作父己」相信是指这件青铜器是某人为父辈「己」所制作。
看铭文照片，大家或感奇怪：「为何看上去只有六个字，却说有七字铭文？」
其实只是写法引致的错觉，下图是「父己」铭文，左上的是「父」，右下的是「己」，只是看上去似是一字。
左上为「父」，右下为「己」
无论从错金银、龙纹、兽面铺首来看，都颇具春秋、战国（东周）艺术风格。事实上，乾隆帝和他的群臣亦相信这件青铜器是周朝真器。不过风格相似，不代表年代也一样。
乾隆曾数度召集群臣，为清宫4,000多件古铜器丈量尺寸、手绘图像、撰写说明，最后完成了三套图录，按编撰时间顺序分别为《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由于《西清续鉴》分为甲、乙两编，故以上图录又统称为「西清四鉴」或「乾隆四鉴」。
在摄影和互联网面世以前，此项编书工程为清宫铜器留下了宝贵的形影纪录。
可惜的是，原来图录断代出了不少错误，把当时不少的近代仿品当成古董，害乾隆被坑了一辈子。
Lot 637｜1888年 《铜版西清古鉴》二十四册，估价：US$7,000 - 10,000
乾隆二十年（1755年）武英殿刊本《西清古鉴》，卷8，页36
上面说过，乾隆下令编撰图录去记录他收藏的「古铜器」。以此件「周孔尊」为例，收录于《西清古鉴‧卷八》*，内里青铜全都断代商代或周朝。 「周孔尊」的「周」就是指周朝。
「周孔尊」是次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估价US$20万- 30万（RMB 130万- 190万），行方就明确指出断代实为「明/清初十四至十八世纪早期」，与周朝相差了约2,000年之久。
文章读到这里，大家很自然会想：「或许是拍卖行弄错了，而不是乾隆爷他老人家搞错了吧？」我们编辑团队也有同样想法，所以再寻找资料佐证，发现原来台北故宫也指出了乾隆此等断代之误。
*编按：由于《西清古鉴》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始纂，故佳士得在青铜器来源上写道「乾隆皇帝（1711-1799）收藏，入藏于1749年以前」
明至清早期 错金银史尊｜台北故宫
青铜史尊收录于《西清续鉴‧甲编》，称为「周史尊」，意即清宫断代为周朝
上面这件青铜器「史尊」，收录于《西清续鉴》，称为「周史尊」，意即清宫当时断代为周朝。然而，台北故宫现在把之断代为「明至清早期」，和佳士得对「周孔尊」的做法相同。
台北故宫在介绍文字如此写道：「本套多宝格集结的时间当在乾隆二十年《西清古鉴》成书之后。原有十件，但「周素舟」为咸丰所要去，因此现存九件。这些作品有些著录于《西清续鉴》……由于是多宝格，因此均为体小质精的器物，但却是真伪混杂。 」
意思是「史尊」（高11.1 cm）与同组青铜器、文房用器，为乾隆当时置于多宝格欣赏把玩之物，虽然小巧精致，惟其中却有真有假- 既有周朝、汉代的真古董，但也有当时近代制作的明清仿品，而「史尊」正为后者。
台北故宫在现正举行的「鉴古 - 乾隆朝的宫廷铜器收藏」展览中，亦指出了另一个例子。
「周笵十器」青铜器｜台北故宫
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帝命令大学士傅恒修葺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学府）的文庙。这位天子为尊孔子从周之志，故择内府所藏的周代铜器十件，颁置于国子监文庙大成殿，作礼器用备，合称为「周笵十器」。
上图就是乾隆帝的「周笵十器」。据台北故宫专家判断，此十件青铜器中，真正来自周代的只有三件。其余七件当中，五件乃是南宋至明朝的仿制品，意味「周笵十器」中竟然半数都是伪器。
台北故宫前副院长张临生，在1980年代写过一篇期刊论文详细谈论此事，名为《真赝相糁的国子监周笵十器》。
她认为，乾隆朝国子监文庙竟然会陈设伪器，并非因为负责的大学士胆敢鱼目混珠，而是因为「他们虽为博学硕儒，未必专精古器鉴别，在真赝相糁，精华糟粕杂列的宫廷收藏中特选十件周代礼器，确非易事。」
张临生当时的结语，也很适合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论：「今日我们回顾这段史事，不能苛责过去主事者的眼光，只有庆幸吾生也晚，能有前辈研究的心得可资借镜；能有科学考古发掘及公私收藏的材料及实物可资参考，庶几可进一步作辨明真赝的尝试。」